编者按： 在建党97周年之际，我们刊登原区委书记王正凯回忆已故区委书记丁治良的纪念文章《大安人的楷模》，以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激励来者奋发图强。同时，附上作者给本刊主编裴建成的一段留言，权做编者按语。

建成同志：

前不久，我们几个在大安工作多年且离开大安多年（近30年）的老同志，应邀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大安城乡规划展厅、方特恐龙王国施工现场，玫瑰花海、西南智能终端产业园等，又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的盛情接待和动情介绍。

所见所闻，深切感受大安精神、大安智慧、大安速度、大安远景的动人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大安》杂志助推大安改革、发展、稳定的舆论引导力。《大安》杂志成了我与党报、党刊同读的必修课，并从中受到启迪。

我在大安这块土地上生活了48年、工作了31年，对她有着深深地眷恋。为了给家乡尽点绵薄之力，亦曾向区历届领导提出过一些建议，并向市里作出过鼓与呼，也向《大安》杂志投过几篇稿。

为弘扬大安精神，助推大安发展，我与几位老同志商议，借用《大安》杂志这个平台，谈点思绪、写点东西、了点心愿，这次把多年前我和王属仕同志等写的怀念原区委书记丁治良同志《大安人的楷模》文章寄您，看可用否？

  王正凯

5.31 

26年前那个令人既揪心又舒心的夏秋更替时节，一个沉稳干练的中年汉子风尘仆仆从省城来到川南腹地的大安，放下简易的行装即身先士卒的投入战天斗地的行列。

几年时间，大安的山山水水无不留下他辛劳的足迹。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的作风、他的业绩，堪称大安人的楷模。他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清晰地在大安人的记忆里。他，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共大安区委书记的丁治良同志。

新世纪第一春，忽然传出他在成都身患癌症的不幸消息，顿令与他工作过、战斗过的干部群众痛心疾首。大安的新老领导带着全区人民的嘱托，一齐前往探视，衷心祝愿他战胜病魔，早日康复，重回第二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一个在大安仅工作了3年的区委书记哪来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呢？让事实来回答吧。

“不干，半点马列也没有”

这是丁治良的一句口头禅。他到大安的那一年，“四人帮”肆虐已达9个年头。大安也同全国一样，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可喜的是，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几大整顿。省委为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普及大寨县”，从省级机关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县级领导班子。时任计委政治处主任的他，肩负着党的重任和人民的期望，挑起了大安区委书记的重担。

当时的大安区农村，受错误路线影响，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粮食亩产仅154公斤，一个农民辛苦劳作一天，只有几两粮、一两角钱，最低的10个满公分只值8分钱，不要说养家糊口，连维持自身的生计都困难。春荒连夏荒，广大农民陷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的困境。

面对众多面黄肌瘦、衣食难堪的农民兄弟，治良同志的心在流泪、在泣血。他下定决心：“战天斗地，大抓农业，改变面貌，造福人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期间他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突出抓了几件颇有影响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抓思想发动、作风转变。治良同志一到大安，就沉下身子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取得发言权的基础上，他“发招”了：

一是抓思想发动。连续召开了城区干部、农村三极干部、学校教职工等三个千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动员全区人民学习大寨经验，以农业为基础，艰苦奋斗，舍得掉几斤肉、脱几层皮，定要改变农村面貌。几个大会开得大家热血沸腾、信心倍增、跃跃欲试。一场“学大寨、抓农业、拼命干、面貌变”的战斗在全区城乡雷鸣般打响。

二是抓作风转变。从领导班子抓起、从干部抓起，做群众表率。要求区委领导分批到农村蹲点，调查研究，参加劳动。区委常委每年下去当一个月的农民。区、社、队干部每年分别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于100天、200天、300天。区级机关干部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

三是抓自己。治良同志常说：“面对劳苦大众，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大干，以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打好农业翻身仗。越是困难越要大干，要拼死拼活地苦干实干，要让群众尝到大干的甜头。要农民做的事，干部应首先做到”。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干的。

治良同志下农村，随身携带的三“宝”：草帽、草鞋、自行车。干部、社员送了他一个雅号：“草帽书记”。他每次到省上开会回来，把包包一放，就穿上草鞋，戴上草帽，骑上自行车，直奔他的样板田。市里开会，一大早就起床，蹬上自行车到试验田，劳动一两个小时再赶去开会，但从不迟到。他在大安的3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在工地、在农民家里度过的。

治良同志劳动在工地，吃饭在工地，与干部社员开会在工地。劳动到天黑，就住在农民家里，吃稀饭下咸菜，忍受蚊子叮咬。由于劳累过度，他患病了。腿脚浮肿，一按一个大窝窝，但仍坚持下试验田劳作。干部社员劝也劝不住，既感动又难过，说他在拼命。

他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上，走到哪里就工作到哪里，劳动在哪里。同他握手，你会感觉到他的老茧与辛劳的农民一般无二。他每年的劳动时间至少在100天以上。

领导带头就是无声的命令，就是最权威的号召。治良同志的所作所为给大家带来一阵清风，各级干部纷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研，搞“四同”。仅据1993年上半年统计，区级机关干部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4983天。全区送肥下乡215万公斤。

第二件大事，抓种植“样板田”。

“抓点带面，推动全盘”是治良同志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他深深体会到，抓好一个点，就能带动一大片。1976年冬，他顶着刺骨的寒风，行走在田塍土坎上，发现新民公社先锋大队（现新民镇董家村）、烈士大队（现新民镇天元村）贯通7个生产队的一条大冲，有150亩低产田，由于常年受冷硝、烂巴、洪患、盐水、毒气的危害粮食亩产年年都在100来公斤徘徊。治良同志当即决定，修建“先烈渠”，把这冲大面积烂巴田改造成能灌、能排、一季变两季的稳产高产样板田，以说服和动员“眼见为实”的农民群众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他和干部群众心心相印，挥汗苦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条长1500米、宽1.5至3米、深1.3至2米的高质量石渠，横亘在大冲旁。这条石渠修成后，大冲150亩烂泥巴变得能排、能灌、麦稻轮作，水稻亩产增加至496公斤，加上一季小麦，亩产竟达到600多公斤！

望着丰收的田野，治良同志激动地赋诗道：“千年洪水洗大冲，劳动人民损失重;如今修起先烈渠，吞了洪水吐出冲；旧田改造变新颜，科学种田立新风；年年丰收年年想，人民群众是英雄”。

这个成功的样板吸引来市和自流井、贡井、沿滩区的干部社员和大安区各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和老农代表前往实地参观考察。大家看到沿“先烈渠”的150亩金黄色、沉甸甸的谷穗，极为感动。一位老农下田数了10多窝稻谷分蘖的株数和每穗的颗粒数，流着老泪说：“我种了几十年的庄稼，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谷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先烈渠”的修建成功，把大安区农田基本建设迅速推向了高潮。1975年冬至1976年秋，全区共出动劳力1.2万人，总投劳46.2万个工作日。修小型水库8处、渠道6条，新建山平塘420口，改土449亩，新建沼气池4268个。

第三件大事，抓引种杂交水稻。

丁治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他认为农业要打翻身仗，关键靠科学技术，靠引进良种。他下定决心引种和推广杂交稻，并首先在“先烈渠”的150亩水田中实验。

当时推广杂交稻的阻力很大，许多农民不信、不干。治良同志一方面深入干部社员家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方面精心组织指挥实验示范。他一面劳动，一面同技术人员研究和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有效地解决了病虫害的问题，做到了分蘖早、成穗率高、谷穗整齐壮实，样板田试种杂交稻一举获得成功。

为了如实统计产量，防止虚假，取信于民，收割水稻那天，他带领全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和老农代表，先参观，后开会，同时叫有关部门通知新民公社以外的其他公社40多个干部和老农代表，到现场打谷、烘干、去杂、过称，并公推出团结公社莲花大队会计刘祥林过称计算亩产总产，在会上直接报产量：平均亩产达538.5公斤，比同等条件的常规水稻多210公斤，增长了63.93%。其中有两块田面积4.8亩，亩产竟高达602公斤。在铁的事实面前，与会代表同声称赞杂交稻产量高。产量是高，品质如何？丁治良同志又叫将100公斤稻谷加工成大米，当场煮给参会干部和社员代表品尝。大家吃着香喷、白净、饱满的大米饭，异口同声地说：“丁书记，我们相信了！”

丁治良同志舍死忘生地奋斗在大安的山山水水。在他的领导下，全区干部群众奋扫贫穷，赢来了农业大丰收。1977年，大安区农业生产获得空前丰收。粮食总产增长20.5%，亩产达到372公斤。油料增长37.2%，出栏肥猪增长7.26%，蔬菜增长13%，农副业总收入增长20%，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面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还出售余粮28万公斤，社员人均口粮净增45公斤，人均收入增长31.2%。97.6%的生产队的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都有了可喜增长。

“打铁先得自身硬”

这是丁治良的又一句口头禅。他常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摆正人民公仆的位置。工作上要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上要低标准、硬要求，在经济上不能占国家和群众的任何便宜，更不能以权谋私。

治良同志住在机关宿舍，定了个硬要求：晚上女干部一律不准到宿舍谈工作。女干部到办公室找他谈工作，他就把办公室的门打开得大大的。

他刚到大安时，炊事班长陈家林特意给他准备了碗筷。可治良不要伙食团破费，自己另外去买了碗筷。他说：“这是公家的，我无权无偿使用。”

治良和他的夫人工资相对较高，完全有条件把生活搞得好一些。但他对个人生活总是低标准、严要求，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对自己近乎苛求。当时每月粮食定量只有26公斤，他严格按定量吃，并叮嘱炊事员给他打饭时一定不能多打，其他人打多少他就打多少，打多了他不要，而且坚持在售饭菜的窗口上排轮子，从不搞特殊，他的夫人来探亲，也从没专门添过菜，一样排队端饭。中午吃剩的菜也不倒掉，放在厨房，晚上打点饭，泡上开水，将就着吃。那时没有冰箱，饭菜有时有点变味，他仍不肯倒掉，用开水泡洗两下就吃了。

有个星期日，时任自流井区委书记的刘开斌同志到大安来看他，伙食团到街上买了少量肉。吃饭时，治良同志反复询问炊事员：“占没占大家的肉票定量，加上作料用了多少钱？”他加倍付清了钱，并请炊事员一起吃饭。

治良同志下乡回来得很晚，回机关时炊事员已下了班，经常饿着肚子。伙食团长李淑兰知道后，给炊事员打招呼，等着丁书记回来。他想这样太麻烦炊事员了，就自己准备了一些炒面。饿了就吃点炒面，喝点开水。工作人员知道后，对他说：“丁书记，现在虽然很苦，也不能像抗美援朝的战士那样，一把炒面、一把雪地过日子嘛！”治良同志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炊事员怕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主动留下来等他回机关吃饭。治良同志还是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叫伙食团给他留点饭在收发室，回来泡点开水凑合着吃了。

值得一提的是，治良同志凡到基层干部和农户家中吃饭，吃了饭必须给粮票和现金。一次，他带着一名工作人员到爱和公社大山4队劳动。中午了，队长黄长明在家里煮了点干饭，打了半斤烧酒，炒了小菜、花生，热情地款待区里来的贵客。治良同志滴酒不沾，吃了饭后，坚持把粮票和钱给了黄长明。

治良同志的夫人李朝荣第一次从成都到大安探亲。他事前说好到车站接她。但到自贡火车站时，很不凑巧，治良同志正在开会。当时，火车站到大安无公交车，更没出租车，交通不便，区委办公室负责人提出派车去接。治良同志既不同意用车去接，也不同意派人去接。他夫人上车后，硬是一路打听才找到区机关。晚上，治良同志面带愧色地对夫人连说：“对不起！”通情达理的她大度地说：“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理解你？！”

当时正值夏天，蚊子很多。办公室看到他夫人来了，特意借了一床蚊帐以防蚊子叮咬。治良同志说啥也不要。他严肃地说：“这是探亲，不是公事。私人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东西。”

治良同志的妹妹逝世，两个年轻外侄千里迢迢从穷苦的农村老家来到大安，满怀希望地找舅舅安排个工作。他耐心细致地做两个外侄的思想工作。给他俩买了台缝纫机，叫他们回到农村好好劳动，临走时，平时从不掉泪的他，拉着两个外侄的手情不自禁地哭了，在场的人也流下了眼泪。

治良同志调离大安时，要求一律不搞宴请，也不收任何人的礼物。他悄悄地来到大安，又悄悄地离开大安。

时任自贡市统计局局长的张明刚近日对笔者说，省统计局丁副局长到自贡市统计局检查工作，事先不通知，不带车，不带秘书，只身乘坐火车，下车后步行到市统计局。离开自贡时，他坚持要私人开支伙食费，但市统计局已为他结清了费用。他回到省里后，立即把伙食费寄给了市统计局。张明刚说：“丁局长从不打扰基层，从没添麻烦，从不搞吃喝，从不白吃白拿。他是个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态度谦虚、没有架子、工作一丝不苟、关心同志、乐于助人、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办事公道、主张正义的好领导。”

他患有糖尿病。大安的同志帮他到威远医院开了几十元钱的药，并开了收据。当把收据给他时，他说：“在外地看病按规定不能报销。”他把收据撕了，自己掏了钱。

“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这是干部群众的亲身感受。严格要求自己的治良同志，却处处为他人着想，对下属、基层干部和群众有着春天般的温暖。他得知新民公社烈士大队一座山上（即现燊海公园）的农民没水吃，心急如焚，当即组织力量，新挖了一个很大的蓄水池，解决了山上农民群众的吃水难题。

治良同志总想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有时占用星期天开会。有的干部有意见，说丁书记的家在成都，星期天都把我们拉住开会。他知道后不但没批评，反而说：“这个意见提得有道理，今后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占用星期天，让大家休息好。”

每逢星期日，他都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劳动或工作，不带秘书，不派车。办公室主任张远贵劝他说：“丁书记，您下去最好还是用车子。”他微笑着阻止道：“我的家没在这里，如把司机拉上，连司机也顾不上家了。不能因为我不休息，就拖着别人不休息。”他在农村工作晚了，干脆就住在农民家里，怕半夜回机关惊醒了门卫老师傅。

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雇农出身的爱和公社大山4队队长黄长明生病住院。他知道后马上前往医院，把10斤粮票（当时机关干部的月定量是26斤）送给黄长明。不仅黄长明十分激动，同病房的病友也感动地说，一个生产队长病了，区委书记还要亲自看望，实在少见。黄长明现已病逝。他的儿子说：“我们一家人永远都忘不了丁书记的恩情。”

区级机关有几个干部病了，需要到成都治病。治良同志或他的夫人，都尽量抽时间陪同到医院查检治病。还发动他的孩子和邻居上街排队买小笼包子，给病人补养身体。工作“搭档”舒治伦经检查患了冠心病。治良同志亲自把舒治伦带到成都看病。区机关伙食团团长李淑兰病了，治良同志委托夫人带着她到成都的大医院检查治疗。

1978年，治良同志调回省级机关工作，对大安的父老乡亲仍一往情深，关怀备至。一次，新民刀具厂两个小青年到成都推销刀具，由于人生地不熟，找到了时任省统计局副局长的他。他和夫人热情地接待，管吃管住管接待，还教给推销方法，使两个初出道的小青年马到成功，与8个厂家签定了合同。大安的干部到成都出差或开会，都喜欢到他家里坐一坐、聊一聊，他的平易近人使大家无拘无束。

治良同志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宽以待人。他经常说，党的领导干部不能老纠缠历史旧账，要一切向前看。各级干部要把主要精力用到引导群众抓好生产、工作，改善群众的生活上。他认为，干部犯了错误，要分清错误的性质，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待问题。有些事，领导要主动承担责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干部不容易，对干部要多换思想，少换人，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

治良同志倡导，同志之间一定要交心谈心，相互尊重，“宰相肚里可撑船”。他举例说，中美之间都可以谈判，毛主席可以接见尼克松，难道在我们革命队伍里还有什么不可以化解的矛盾吗？

治良同志时常对下属说，面对工农大会，没有什么理由去计较个人得失。任何时候都要注意调动积极因素，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引导群众抓好生产工作。

“我要争取早日治好病，回大安来看一看”

这是治良同志在病榻上发出的肺腑之言和表达的夙愿。躺在病榻上的他，离开大安已23个年头了。但这个有情有义的热血汉子，对他的“第二故乡”仍情有独钟。他时刻关心着这片曾经战斗过的热土的今天和明天。当他听说大安近年来发展很快，感到十分欣慰。他在病床上殷切地希望大安的明天更美好，33万大安人民更幸福。

他坚毅地表示：“我要争取早日治好病，回大安来看一看。”

大安人民也没忘记心中的老书记。4月11日，我们同市政协原副主席曾尔荣、市政协原秘书长周云飞、大安区委原副书记舒治伦、大安区原区长张远贵、大安区原副区长陈庶熙等一批曾在大安工作过的老同志和现在大安的部分领导、老百姓，自发地聚焦在一起，回忆和学习丁老师的优良品质，并向丁老及家属发了慰问信。

大安区的许多干部群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去成都，请给我们捎点东西，带几句话，我们衷心盼望他老人家早日康复，盼着他再次踏上大安这片他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的充满希望的热土。

2001年5月20日

               （因篇幅较长，本刊略有删简。）

注：

丁治良：原省统计局副局长，1975年9月至1978年11月曾任中共大安区第一届委员会书记。

王正凯：原区委书记（1983.10-1990.12），市委常委、市公安局书记兼局长、市人大副主任。

王属仕：原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