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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盐业契约的社会人文价值
发布时间:2013-12-11 12:56:21       作者:陈星生       来源:市人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贡市档案馆与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四川大学的一批专家学者,历经两年多时间,在浩瀚的三万余卷盐业历史档案中,整理出上起1732年(清雍正十年),下迄1949年自贡盐场200多年间的约3000件盐业契约。这是中国早期近代以来集中在一个地区,围绕一个产业,时间跨度最长,历史连续最为完整的中国契约系列史料{1}。那一个个不同年代立约人鲜活的签名画押以及由此结成的经济、社会关系,使今天的人看来盐都的过去不再仅仅是高耸的天车、绵延的笕道表现出来的“物”,而是鲜活的“人”的社会存在。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从历史、经济、法律等领域对这批盐业契约的研究卓有见建树并收获了一批成果。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这批史料越来越显示出启示当代人的广阔空间,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新的角度去研发它。

在这批契约存续的两百多年间,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社会激荡的年代。在这个时期,自贡地区历经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川盐济楚”{2}、辛亥革命的“荣县首义”{3}、北洋政府以盐税为担保向列强借巨资的“善后大借款”{4}、军阀割据时期四川军阀为争夺盐税的“统一之战”{5}、抗日战争为解决全国军民淡食之需的“增产赶运”和行政建市{6}等等大事件。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深刻地影响着自贡人的生存状态、情感和愿望,在这些几乎是不间断的历史变幻中,自贡的盐业契约像一条链,栓牵着盐都经济、社会在跌荡中稳步前行,这在中国内陆城市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其文化意义在今天看来,不仅对形成盐都自贡集体人文特征起着决定性作用,也许,对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平和行进的企盼是有所启迪的。

 

自贡盐业契约中的“作节”{7}制度,创造了使众多人参与到高风险创业之中的可能

 

与传统的以占有财产为目的的田产、房产等产权契约不同,自贡盐业契约是以创造财富为目的。

井盐财富在地下,要开凿几百上千米深的井,取出卤水熬制成盐才能产生利润。在手工业时代,这是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产业。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估算,开凿一口黑卤井,在十分顺利的情况下,其周期需三到四年,其费用需四至五万元,如遇障碍,其费用则翻倍{8}。即使凿井成功,也会出现“盐井出卤而卤之浓淡不一,火井出瓦斯而瓦斯之强弱亦殊”,甚至凿出没有资源的废井。清光绪年李榕在《自流井记》中述“凿井之工费,浅井以千计,深井以万计,有费至三、四万而不能见功者”。

追求财富是人的社会欲望,但敢冒大风险去追求财富并非人人敢为。自贡盐业契约中的“作节”契约,则创造了使众多的人都有可能参与到这种高风险创业之中的机制。

由于开凿盐井、火井的诸多不确定性,也就不可能事前作出总投资预算,投资风险可见一斑。“作节”契约约定,在投资者自己能承受的出资额内,按股份交少量启动资金即可开工,以后按月出资,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停顿。如若停顿,土地所有者将无条件收回井基土地,投资者不得言及已投入的资金。把井收回不是目的,而是督促其投资者千方百计不停顿地筹集资金连续投入。所以契约同时约定,如果投资方出现无力筹措后续资金时,可邀其他人参加投资,自己还可以提留若干股份成为不出工本的上节股份,让出的股份交下节并由下节来承担继续开凿工程的费用;如下节又感财力不济,则又如法炮制,形成如竹节式的多节投资,直到“见功”,即开发出资源投入生产产生效益。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天龙井约,该井在宣统二年(1910)已几易其主,井名由莲海井更为新海井,再更名为天龙井,之前的情况不得而知。更一次井名就意味着丢出一次下节,其井的经营管理权让位于下节掌握,出顶下节继续集资续锉。“锉至戊辰年(1932)八月,上天赐福,井成大功,出火壹佰陆拾贰口”。在这至少耗费了20余年的时间里,通过“作节”,投资者终于得到丰厚的收获{9}

这种多节投资接力机制的过程,让更多的人和资金参与其中,在多数情况下,到分红时原始股权可能已几易其主,虽然这支投资接力队伍越来越长,但投资的初始目的已经实现——更多的人获得了财富收益。

追求财富的欲望本质上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社会行为,这种非理性行为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增大投资风险,更严重的是导致社会呈现无序状态。“作节”约将非理性欲望巧妙地规避在一场创造财富的接力规则中,并且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手工业工场普遍遵循的“厂规”。从先辈的这种智慧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启迪:面对财富诱惑,一旦社会成员拥有了理性的权利,人们独立的、竞争性的努力将使社会得到比物质财富还要珍贵的东西——社会活力。

 

自贡盐业契约中的股份投资机制,不仅开辟了广阔的民间融资渠道,而且为众多的股东造就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存在

 

自贡盐业契约是中国原生态股份制契约。其股东由三部分组成:“地主”,即井基土地所有者;“承首”,通过经营管理技术而获得股份的职业经理人;“众伙”,即货币投资者。由于盐井、火井开凿前不能确定其总投入资本额,投产后可取得多少利润也就不得而知。面对这两个未知难题,投资者与井基土地所有者在缔结契约时巧妙地避开货币单位,把最终所需但不可预见的资本一律以30日井份或24锅份全部划为了均等股份。

自贡盐场,“一井之伙计甚多,未闻有一个独享一井之权利者,竞有一井而数十主至百余主公有者。{10}”无论井产丰旺,规模大小,其股份设置均以30天或24口组合,形成一个固定框架。只要是合资股份井,要么日份式,要么锅口式,且只能设置30“天”或24“口”,不可增减,但可按一定规则分割:30天日份可细划分为时、刻、分、厘、毫、丝等单位;24锅份可分划为分、厘、毫等单位。如,同治十一年(1872)龙海井合约30日股份中,由地主1人,承首3人,众伙21人组成,其股份地主占4天,承首共占2天,众伙共占24天;其中众伙中股份最多者占二天四时三刻,最少者只占五时三刻{11}1936年海潮井合约二十四口股份,分属36个股东,最少者竞只占八厘四毫,即0.084{12}。就股东个人来讲,再小的股分额也不是一次性全额投入,而是依凿井的进度,由承首人按月计算其成本后逐月投入至井穿见功;就全井股东来说,即使有人财力不济,还可以通过“作节”的形式提留上节,让出下节邀约新的投资人参与进来。

这种统一股份设立数额并灵活析分基本股份,从理论上讲,如按30日份的“时”为单位,30日股可扩展为360股(一日为十二时辰),投入1/360资金就可成为股东,这就从投资渠道上开辟了广阔的民间资金来源。从产权方面看,这种契约是股份与产权一体化的,在日份式合资井中占有一天日份也就等于拥有该井1/30的产权,在锅口式合资井中占有一口锅分也就等于拥有该井1/24的产权,其余细分下去的股份依此类推。从社会价值看,为数众多的产权和股权所有者,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是整个井盐生产经营最核心最稳固的部份,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将社会其它部分紧紧地吸附在这个产业上。一个能使众多人都成为投资者、产权所有者的社会,其成员的主体意识就有现实的基础。

 

自贡盐业契约的合作模式,维系着井盐生产经营各方面的关系,对于稳定社会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贡盐业契约股份合作模式有两种:“年限井”与“子孙井”{13}

“年限井”亦称“客井”。由主人提供“一井三基”(即井眼、灶房、车房、井房及其它辅助性设施所用的土地),客人负责凿办费用,合作办井。主、客双方因此而在井业中获得若干日份(或锅份)。签订契约时确定主人进班(即盐井或天然气井开凿见功后投产)条件和客人经营年限,约定年限一到,客人随即无条件将所占有的股份连同厂房设备全部交还主人。“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之说就源于此。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和咸丰四年(1854)同盛井约,王姓出地基,蔡性出工本,其后蔡某因无力承办,转顶与万某、谢某;未几,万、谢又顶与寇某;寇某又顶与喻某。历经乾、嘉、道、咸四朝。其间虽转换多人,约定年限已超,并且该井停废多年,然而75年后,王姓地主后人照厂规仍将井接回{14}

根据专家考证,自十九世纪前中期,“年限井”逐步过渡为“子孙井”{15}。“子孙井”,顾名思义,就是客人股权永久享有,可传之子孙,永无还井说。虽然以血缘为纽带的传宗文化导致的自私和冷酷是不利于社会前进的因素,但“子孙井”契约所建立的机制却并非为了巩固血缘纽带,实际上是为了让这种合伙关系的长期存在而建立的投资者同井基地主长期合作的体制。“子孙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投资各方“子孙永远管业”。这样,即使凿办盐井费资耗时,股东更易变化频繁,由于“子孙永远管业”机制的存在,只会出现股东增多、股份分成更细的现象,而不会出现合作关系的解体。如道光二十三年添花井约:“立出杜卖井份文约人王李氏,同子王德宽,今因日食难度,请凭中证,将祖遗受分添花井每月昼夜水火地脉井份三十天存留天半内摘出半天,出卖与李四友名下子孙永远管业”。股东王李氏从“仅存留天半”日份内再“摘出半天”出卖,这样在体制内又多了一位股东{16}。又如,道光二十三年天宝井约,立约人王朝燕将祖遗天宝井中占十一时两刻的股份“一并扫卖与王三盛名下承管。自卖之后,任凭买主王三盛子孙永远管业。{17}”王朝燕出卖的股份还不足一天,可见股份细分的程度。尽管如此,合作体制仍被维系着。

由于长期合伙关系的存在,虽然一代又一代的经营者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在有据可考的两百多年间社会震荡剧烈,而这种契约制度却日臻完善,虽然它在大革命成功之日突然止步,但其活力仍显,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契约中可以观察到,租赁行为更加广泛,续佃期限有的已延伸至同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18},看不出有衰退的迹象。

自贡盐业契约不是单个井灶契约的简单相加,而是贯穿井盐生产经营全过程环环相扣的契约链。《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把这些契约整理成六大类二十多种,包括开凿盐井契约、井灶租佃契约、日份与火圈买卖契约、合伙契约、置笕契约以及借贷抵押、分关析产契约等,涵盖了从最初的合资开凿盐井、火井,到其过程中的股份买卖及合伙、退伙、拆伙,固定资产、生产要素及基础设施的租佃、买卖,生产阶段的“分班”{19}经营,扩大生产规模的“大关”{20}管理以及各类计算方式、处理纠纷、诉讼的办法等等。

这种全面而严密的契约关系,反映出自贡地区盐业生产已由简单的协作关系过渡到复杂的大规模工场手工业协作关系。从直接生产与管理过程看,有井、灶、笕(输卤)的大部门分工,部门之内,又有复杂的技术分工,仅盐工工种就达73种之多{21};管理层设有“掌柜”、“经手”、“管事”、“外场”等职,构成自贡盐场严密的组织体系。从整个盐场社会层面看,清中后期,各行各业帮会兴起,有“三会”(井商会、灶商会、行商会)24帮之说,据《富顺县志》(1991版)载,这一时期自贡地区有各类行业帮会37个。在行帮组织中,不仅有烧盐工人的炎帝会、凿井工人的四圣会、机车工人的盂兰会、木船运输业的王爷会等等与盐直接相关的组织,还有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组织。如,钱庄业的财神会、厨师的詹王会、油房的张葛会、茶馆的三官会、理发业的罗祖会、梨园行的太子会、苏裱文具业的文昌会等等。非政府组织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强化了社会的自律行为,特别是在解决盐业经济纠纷方面,“商事公断处”、“经济裁判所”这些官方或民间的裁判机构,均依据契约公断纠纷,保障了契约的社会公正性{22}。从人口构成看,清中晚期,自贡地区有直接间接从事盐业生产与经营的人便“以数十万计”,1939年自贡建市时人口统计为21万,其中,盐业工人数占全市人口的80%{23}。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时自贡地区的社会关系几乎全部由以盐业契约为核心的体系所维系。

自贡因盐成邑、设镇、设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盐业是自贡得以发展的唯一主导产业,在这个意义上,盐业契约作为盐都自贡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奠定和维系自贡社会文化关系的基石,也是自贡井盐文化的精髓。

 

自贡盐业契约将传统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成现代性的“陌生人社会”形态

 

盐都自贡是一片经过改良和优化了的民族文化土壤,在这里不仅汇集了中华文化的传统,而且在先进于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结出了中国早期近代的大规模手工业文明之果。

在自贡盐业契约存在的可考时期,正是中国“漫长的十八世纪”过程(在西方学术界,这一般指的是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的整个历史时期),期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在向新的生产空间拓展过程中,人口大规模向未被开发和开垦的地区迁徙。人口激增刺激了对盐的需求,自贡地区盐业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如果我们把自贡目前尚存的不可移动文化遗存放在这一时期进行考查,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自贡地区业盐人的地域构成:早期的陕西、山西商人和陆续到来的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贵州等地的拓荒者,他们怀揣财富梦想,围绕盐卤资源开发,在这里建立了各自的会馆,促使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交织,并嫁接催生出智慧的盐业契约。与那个时期的从事金融或贸易的商帮不同,自贡地区是以实业形式走出传统宗族文化因熟悉而合作的“熟人社会”的狭小圈子,成为传统乡土社会不曾有的“陌生人社会”形态。

在这里,人们以契约结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形成自由的、平等的、讲诚信的、合作的共同价值观。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传统乡土社会不曾有的“陌生人社会”形态,使这座城市更加自信和充满活力。乾隆时期,自贡地区便跨进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19世纪中叶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手工工场。道光十五年(1835),这里就开凿出1001.42米的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标志着中国古代钻井技术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例。咸丰初年,自贡井盐步入鼎盛时期,独执四川盐业之牛耳。到光绪初年,自贡盐场“年征税银达170万两之谱,约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以上”。1888年美国人弗吉尔·哈特调查统计,当时自贡井盐年产值约为4940万美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贡较高水平的工场手工业开始使用机器,向近代化工业起步{24}。到抗战时期,自贡市已跻身于当时全国仅有的23个城市之例{25}

城市活力凝聚为城市力量。这种力量在平时如涓涓细流在人们心中流淌,并缓缓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而一旦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就会彰显出万众一心的社会能量。这种能量,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喷发过:生产食盐193万吨,上交盐税2亿多元,解决了全国1/3军民淡食之需,充裕了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全市20多万人,抗战献金12000万元,为全国县市之冠{26}。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经济战略大转移中凸显过:在幅员面积狭小,工业用地与农业生产矛盾突出,物资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难等条件下,不惜举全市之力,艰苦奋斗,担负起了川南地区“三线建设”重任,接纳了二十几个大中型企业、数万名职工在古老盐都落户,为推进国家战略实施作出了贡献{27}。如今,在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激烈竞争中这种力量正弘扬、发展着。

自贡盐业契约把人的非理性社会欲望变成理性的社会权利,形成了兴业创业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机制,并由此跳出“熟人社会”狭小圈子走向“陌生人社会”广阔天地的实践证明,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并由祖国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地域文化嫁接出的文明之果,是有优良的民族基因的。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多元文化交融中,如何建立适应民族文化水土的中国人的现代生存方式,建构适应民族文化水土的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自贡盐业契约文化所内含的社会人文价值,是值得深入挖掘和广泛分享的。

 

 

{1}《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版。

{2}川盐济楚: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建都南京,阻碍了淮盐传统运道,于是淮盐在两湖的销岸几乎全部归于川盐,使川盐在楚岸获得了空前广大的市场。富荣(自贡)盐销楚后获得巨额利润,直接刺激了这一地区的盐业生产(参见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版)。

{3}荣县首义:1911925,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荣县宣布独立,脱离清廷,成立了荣县军政府,先于武昌起义半个月。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荣县起义是保路运动发展的巅峰。当时自贡盐场西场属荣县管辖,为荣县独立作出了贡献(参见雷贞干编著《自贡史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版)。

{4}善后大借款:1913年袁世凯北洋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定了“善后大借款合同”,以中国盐务收入全数作为第一担保,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为保证在47年内还清,在北京设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人,洋会办一人主管,中国盐政主权被列强控制。各产盐区设立稽核分所,自流井为川南盐务稽核分所所在地(参见李涵《缪秋杰与民国盐务》,中国科技出版社1990版)。

{5}统一之战:民国初年至民国二十八年,川、滇、黔各军阀先后十多批进驻自贡地区,随意截留盐税款,强征附加税,在自贡地区掠夺盐税款一亿元以上。其间(1925年)四川军务管理杨森以统一提拨盐款为由,要求驻防自流井的刘文辉部让出,遭到刘湘、袁祖铭、刘文辉、邓锡侯等联军低制。杨森发动战事,战祸央及川东、川南、川北数十县,持续了八、九个月,杨森战败。联军在自流井召开了善后会议,自贡成为军阀染指盐款的“银窝窝”。

{6}增产赶运:193777抗战全面爆发,沿海及两淮等盐场相继沦陷,原由海盐供应的湘、鄂等省食盐来源断绝。为解决军需民用,国民政府于1938年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湘、鄂各岸,并特别指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自贡)着手”,要求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即15万吨。抗战八年,自贡盐场共生产190多万吨食盐,创造近21亿元盐税。

{7}同治《富顺县志》卷三十,《盐政新增》之《上中下节井规》。

{8}魏少申著《四川盐业考察报告》,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发行,民国28年版。

{9}自贡档案馆藏:3-5-4020-16,《中国契约股份制》第113页。

{10}樵斧著《自流井第一集》,成都聚昌公司1916版。

{11}自贡档案馆藏:8-1-721-167

{12}自贡档案馆藏:3-5-4016

{13}彭久松主编《中国契约股份制》第4445页,成都科技大学1994版。

{14}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藏YEC50YFC36YEC37

{15}《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第102页。

{16}自贡档案馆藏:42-1-1922-4

{17}自贡档案馆藏:8-1-714-172

{18}自贡档案馆藏:8-1-758-83

{19}分班:自贡盐场特有的经营管理形式。即凿井见功到一定产量时,各股东按各自所占股份,折合成相应时段,然后按折定时段开采盐卤或天然气或石油等,赢亏自负,独立经营(参见《中国契约股份制》)。

{20}大关:自贡盐场独具行业特色的经营管理形式。由于分班经营后,各股东间主权变动复杂,纠纷频出。为协调、解决生产管理中的复杂情况而设立的总汇关口机构(参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自贡盐场大关闻见录》。

{21}《自贡市盐业志》盐工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版。

{22}自贡档案馆藏:1-6《商事公断处断定书》;《遍地盐井的都市》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版。

{23}《乡土教材(自贡)》1941年版,转引自《中国契约股份制》第293页。

{24}《自贡市盐业志》之《盐都的形成》。

{25}熊文钊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览》中国城市出版社。

{26}《因盐设市纪录》自贡市政协委员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版。

{27}《三级建设纪实》自贡市政协委员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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