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自贡市史志研究员  胡平原

抗战时期，增产赶运，日机轰炸，坚持生产，抗日募捐，全国第一。抗战爆发之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盐运举步维艰。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上海局四川特别组首先派来党员建立了“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振奋自贡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8年7月，四川省工委派饶孟文同志来自贡重建党的组织。8月，建立了中共自贡特别支部委员会，饶孟文任书记，特支机关设在自流井新街鸣凤祠。1939年10月饶孟文同志调走，胡景祥、李慎之先后调来自贡接任中心市委书记，他们在自贡盐业共建地下党支部29个，发展党员600人。从此自贡盐业工人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期间　增产赶运

自贡盐业地下党支部，在抗战中不断开展爱国救亡教育活动，激发盐业工人的劳动热情——增产赶运，为前线军费开支和发展大后方经济提供了巨额的资金。

那时自贡年均产盐480万担，若按当时的最低税率每担5.6元作估计，每年征收盐税可达2700万元。实际上盐税率逐步上涨，曾经每担盐定税10元，税收可高达4800万元。仅以2700万元计，可以支持27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的军饷。若将以款项购黄谷，可购1350万石，折合碛米14亿5千万斤，可供270万军队一年的军粮。他们还实行了随盐附征“国军副食费”每担2元，以年平均产量480万担算，附征年收入即为960万元。按当时四川物价“斗米秤肉”算，2元钱可购肉10斤。此项附征可供40万军队一年之副食费用。

活跃经济。自贡盐场每天放销盐平均为15000担，除税收交国库外，其价款之半约为10万银元，以支付生产原燃材料费用及发放工资的方式投入市场，由此产生的金融活动就十分可观。从销岸汇回的再购运盐款，也有10万银元以上。因而当时的银钱业无不因盐而繁荣。

促进交流。近则以自贡为中心的川南地区，远则达到滇黔湘鄂甚至国外。贵州委运和代运商回头资金，大都购运货物。在战时，通过滇缅路入境之国外物资。运商多用售盐款采购入川牟利。乌江运线运商，多从湖南运回由沦陷区出来的货物。湖北也将售盐款购运百货、花纱等作回头货。自贡盐场附近14个票销盐县市，来场购盐也带来货物，其中主要是盐场所需之大米及油麻豆类。最后，加大了传统物料供应的数量，推进了川南地区农村生产。如江安、长宁的楠竹，古蔺、兴文的牛只，宜宾等县的篾索、篾包，自贡周边各县的豆、麻、油等。在抗战期间，自贡盐场的兴旺，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扩大盐运。抗战前，自贡盐场井灶枧各类直间接工人，加上场区运输及橹船船工，总计人数不及2万。随着生产和运量的加大，生产和运输工人也相应增多。1942年盐局统计已登记直间接盐工29838人，加上未登记无证盐工，实际数量在5万人左右。到抗战后期，自贡盐业的工人总数最保守的估计也有十多万人。

增添设施。1939年整治两河盐运河道，1943年建成威远河双埝船闸8座，釜溪河船闸3座。1939年修建东兴寺至沿滩轻便铁道，从香港订购板车1000部，同时修建水泥大桥（洋灰桥）一座。另在公路建设上除对原有四条公路拓宽、加固维修外，新建了威新场、向山王场等几条公路，于40年代初先后通车。在自贡地区还修建盐仓三座，关外（东兴寺两岸）可容41万担，沿滩12万担，邓关15万担。另有自流井到邓关河道橹船发展到2110只，其就业人数以万数计。

轰炸期间　坚持生产

抗战期间，侵略者视盐场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对盐场实施了“盐遮断”专题轰炸。鉴于这种情况，盐业党支部将地下党员曾德林等同志，融入盐场各生产车间，根据周恩来同志“三勤”的指示（勤学、勤业、勤交友），发扬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工人冒着轰炸，坚持生产。

井盐生产，负荷之重，时间之长。盐业工人工种繁杂，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不同，但除极少数高级技工如机车修理（当时称之为“工程师”）外，都是劳动艰苦、待遇菲薄。以人数较多，待遇还算中等的烧盐工人为例，他们分为上下手，上手工作一昼夜，歇工一昼夜，叫“十五班”，下手则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当班，叫“三十班”，只有在每烧一锅盐，盐锅盖了盖子即结晶成盐后才有一点休息时间。他们在灶房不仅没有宿舍，连床铺也没有，冬天在“坐包”里休息，夏天则躺在“睡板”上歇稍，就是在烧窖火时也可能睡过头，否则会把盐巴烧糊，加上灶房中高温、潮湿、阴暗，灶挨灶，极易发生烫伤、跌跤甚至滚进盐锅的事故，条件相当艰苦。

他们每月的工资买不到几斗米，大约从1939年起物价飞涨，1938年大米每斗三元多，到1945年涨到三千多元，工资涨不赢物价，后来改为发大米折价，烧盐工人每月大米6升，以当时每天公布的大米牌价为准，但牌价公布在先，发钱在后，拿到钱时就少了一截，到米行里去买到米又少了一截，6斗米赶快拿去能买到6斗包谷就不错了。再说卤井中的开车工人，每班时间要短一些，但要精神高度集中，很容易发生搬竿竿、打龙头之类事故，弄不好车毁人亡，卤井报废。供给蒸气作为动力的锅炉大多年久失修，抗战八年中就发生锅炉爆炸十余起，单是裕隆井的锅炉爆炸就炸死44人，伤30人。就是在这种劳动、生活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自贡盐工仍然努力生产。他们不分昼夜地淘办起复旧井，凿办新井，积极改造现有卤井生产设备。当时机车汲卤早已使用钢绳，但战时进口的钢绳来源断绝，职工们只好以他们掌握的传统工艺，以原来推水的篾索代替部分钢绳。盐岩井卤淡了，他们试验成功机车搧水，提高了卤水浓度，开车工人为多推卤水，减少耽延时间，盐岩井每昼夜至少推水264筒，每5分钟推一筒，黑卤井每昼夜至少推水220筒，每6分钟推一筒。

在轰炸中坚持生产。从1939年到1941年，日机曾七次十一批轰炸盐场，投弹1544枚（其中燃烧弹465枚），炸死工人365人，伤残622人，炸毁房屋2431间，震倒354间，单是自贡东场郭家坳、东亘两盐区，就炸毁井灶50多个。可是在生产岗位上的盐工，并没有像一般市民那样“跑警报”，在敌机空袭时仍然冒死坚持生产。卤井上的工人，要等到拉“紧急警报”，即敌机将要飞到市区上空了，才扎了锅炉火，抬盐锅，复盖井口，进入附近掩体。而烧盐工人，即使敌机轰炸时也不淋火熄火，仍然坚持煎盐，因此在整个轰炸中，除部分井房灶房炸毁炸倒外，井口井腔都没有受到破坏。

负担运输的转捆装运工人，不分晴天雨天，不分洪水枯水季节，日夜加紧赶运。泥木石帮工人，昼夜抢建维修井房灶房，敌机轰炸期间，他们还担负“拆卸队”的任务。1940年3月15日重庆《国民公报》记者来市采访后写道：“这里，空气很紧张，场面很宏阔，没有一个闲人，没有偷懒的，他们都直接间接从事盐业生产，为抗战贡献全部力量”。

抗日捐献　全国第一

由于党组织开展的爱国救亡教育活动深入人心，地下党员刘克林、谢道炉（谢韬）等同志，又融入盐业工人之中带头募捐，所以自贡盐工抗战募捐令人感动。

1939年8月13日，汪精卫在香港办的《南华》《天演》两报工人，不甘受汉奸卖国贼的利用，举行总罢工。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致电慰问，连续发表援助香港罢工工友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支援香港《天演》《南华》《自由》等报工人罢工。

自贡盐工积极响应支援，他们节衣缩食，多次写声援信和捐款寄到《新华日报》转交。《新华日报》12月18日在“援助反汪工友，自贡盐工热烈捐款”的标题下，登载了一封未署名的来信：“你们这次行动是民族的光荣，尤其是我们中国工人的光荣，由于你们这次行动，更鼓动起全国工人积极地参加抗战……汇上21元9角，实在太少，说不上慰问各位，不过只是我们一点诚意罢了”。

一个盐工在信上写道：“我们在后方，除敬佩和学习你们这种精神外，更自愿捐出法币62元3角，作为稀微的帮助”。

12月3日，一封署名自贡盐业劳工的声援信中说：“我们是后方一群产盐劳工，用血汗换来一些金钱过日子，虽然过着贫苦生活，但为了你们的伟大运动，我们在饥寒挣扎中，拼命节省下国币7元4角1分，交《新华日报》转寄你们，也算表示我们区区的一点同情心。”

1940年1月10日，《新华日报》在题为《反对汪派汉奸的伟大力量》的社论中说：“自贡市最苦的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工友，而最先响应捐款，最广泛的还是这般以自己一双手来挣饭吃的劳动群众。”

第一次捐献。自贡盐工虽然待遇菲薄，生活困难，但为了反抗日寇侵略，他们多次献金捐款：1940年元旦献金，两场盐工元旦捐一日所得，共240元。

1942年为响应《新华日报》献机运动的号召，捐献《盐工号》《盐船号》飞机各一架。在征集出征壮丁优待金时，捐献400万元，并积极缴纳每人200元的缓役金、抗战捐等。

1943年发起“伤兵之友”捐款，每个职工捐3元，共捐289470元。同年11月，冯玉祥将军来市倡导“爱国献金”运动，东西两场盐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捐献50万元，占全市献金总额200万元的四分之一。

第二次捐献。1944年6月，冯玉祥将军第二次来市支持“爱国献金”，自流井盐工每人捐端午节口食费40元，节约捐出6个月的牙祭钱（每月三次），零工及运输工人每人捐献100元，转捆装工人在6个月中每月献一天工津，共献金680万元，贡井场盐工献金340万元，两场盐工共献金1020万元。《新运日报》发表了“盐工抢作先驱，自贡两场献金一千万”的消息。冯玉祥将军大受感动，他说：“盐工们在此非常时期，所负之责任尤重，值此献金运动，独立将血汗所得，挨饿受饥凑集之工资献给国家，实令人感奋！”

在抗日战争中，以四川省为主要基地的大后方，占地4381平方公里，人口仅22万的自贡盐场，抗日募捐全国第一，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一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自贡党政专门修建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郭沫若亲笔题词，以示千秋万代，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