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区政协社法委副主任　桂远锋

大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　周洪

一、基本情况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正式实施，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这些罪犯通常具有社会危害性较小、悔罪表现良好等特点，适合在社区环境中接受矫正。

截至2025年5月底，我区在册社区矫正对象206人，比上月减少0.01%，其中管制1人，缓刑201人，假释4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11人。当月新接收社区矫正对象5人，解除矫正11人。

二、现实困境与存在的问题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四川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等部分条款规定过于宽泛、不具体。导致各地执行标准不一。例如：对情节严重、情节轻微等情形无具体解释。

社区矫正对象与社区矫正机构人员配备失衡加剧。近年来，大安区社区矫正对象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20年列管296人，期末在册170人；2024年列管412人，期末在册214人，列管人数增长39.1%，期末在册人数增长25.8%。但社区矫正机构队伍人数却常年维持不变，致使监管力量缺乏。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再社会化阻力显著，部分地区仍将矫正对象视为“潜在危险分子”，社区帮扶流于形式，家庭支持因经济压力或情感隔阂而难以持续。

（一）社会参与度不高。目前全区各村社区通过购买社区矫正公共服务参与社区矫正；区司法局与民盟大安区基层委员会签订了“黄丝带”帮教协议，在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帮扶方面开展合作，但其他组织和社会团体参与社区矫正的意愿不高且未形成相应合力。目前多地均在探索“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模式。例如，浙江省引入“网格化管理”，将矫正对象纳入基层治理网络；这种多主体协作机制打破了传统刑罚执行的单一性。并鼓励广泛组织或个人积极参与其中，使矫正对象得到更多的关心关爱或就业机会，使其更好、更快融入社会和家庭。

（二）智慧矫正运行保障有待加强。一方面，基础平台的运维、信息网络的维护、智能化设备的购置使用、云服务平台的使用以及日常工作的开展都需要专项经费来保障，但我区社矫经费（每年人均约650元）与社矫经费保障相关文件规定的每人每年不低于2600元的标准相差较大，致社矫运行保障不足。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缺乏犯罪学、心理学、计算机等专业人才，难以满足智慧矫正人才需求。

（三）执行地认定不规范。当前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常以户籍地作为执行地，这在人口流动加剧、人户分离普遍的背景下，易导致执行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盲目认定户籍地为执行地，会使社区矫正对象被迫离开常居地返乡矫正，引发工作生活变动，甚至面临失业无居困境。如大安区庙坝镇某矫正对象长期在成都务工生活，却因执行地认定为户籍地而失业返乡，这既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十七条“有利于矫正对象接受矫正、融入社会”的原则，也增加了社区矫正机构监管难度，影响社会平安稳定。

三、如何破解社区矫正困境

需从法制完善、技术支撑、社会协同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制度从“粗放式管理”向“精准化治理”转型。第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等方式，让公众了解社区矫正的意义和成效。第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通过专业培训、人才引进等方式，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第三，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工作合力。第四，推进智慧矫正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矫正工作的精准性和效率。第五，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动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参与帮扶工作，为矫正对象提供更多支持。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的重要方式，体现了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成果。通过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创新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社区矫正必将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建设更和谐、平安的社会氛围作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杨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