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黄毅

（上接2026年5期）

清中叶，特别是后期，在富荣、犍乐，以及川东彭水等盐场，出现了农奴劳役性质的所谓“人车”，即以人力推汲卤水。其原因是在严重的自然灾难时，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寻求生路，以致劳动力充斥市场，其价格较之使用畜力更为低廉。“牛食料多用蚕豆，刍牧鞭策又复需人，费不赀，盐直贵贱恒因之。黄牛稍省。贫者拥力挽筒水，只给数钱，以此食力者颇伙”，故多用人工推卤。若遇牛瘟泛滥，畜力奇缺之时，“人车”即大量出现。此外，有的盐井产卤不多，但咸量较重，既无资本买牛推汲，招“推户”又不合算，亦临时雇人推车汲卤。一般由井上直接招雇，属于雇佣性质，称为“兄弟车”；由地痞恶棍包揽而转雇给井上的，生活特苦，无行动自由，名之曰“班房车”。据《自流井记》载：“盐场工人，多来自川东、川北、湖广、江西等地，每日不下数万。”这些工人主要通过“把头”招募，形成“包工制”“计件制”等雇佣关系。早期甚至存在“押身契”“债务奴役”等半封建剥削形式，工人需向把头或灶户借贷，以未来工资抵债，人身依附性极强。

（三）人身控制：把头制、帮会与封建依附

盐工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控制。盐场实行“把头制”，把头是工人的直接管理者，拥有对工人的生杀予夺之权。把头不仅克扣工人工资，还随意打骂、侮辱工人，甚至将工人当作商品买卖。据《自流井记》记载，有些把头“视工人如牛马，稍有不从，即施以酷刑”。

为了反抗把头的压迫，盐工们自发组织起各种帮会，如富荣盐场烧盐工、整灶工有“炎帝会”，挑卤工有“华祝会”，锉井工有“四圣会”等。这些帮会最初以祭祀神灵、互助互济为目的，后来逐渐演变为工人斗争的组织形式。但帮会本身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如等级森严、迷信色彩浓厚、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入会者必须遵守。为昭示永久，曾镌石为铭，因而表现和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纪律性和互相帮助、彼此声援的斗争精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人斗争的发展。

三、觉醒之路：从自发抗争到自觉革命

大安工人的斗争历程，是从自发经济抗争逐步走向自觉政治革命的过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坚强力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一）帮会斗争：炎帝会与“停煎抗制”

每当自然灾害发生，农村劳动力就大量涌入盐场，盐工职业受到影响。为了争取合理的待遇，工作得以相对稳定，他们逐渐认识到“常思以一人而为一事则发之也难，以众人而为一事则发之易也”。盐工们感到有团结、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于是以工种为主而建立的帮会出现了。

大安工人的早期斗争，主要以帮会为组织形式，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炎帝会”领导的“停煎抗制”斗争。

“炎帝会”是富荣盐场烧盐工人组织的帮会，以炎帝（神农氏）为祖师。道光三十年（1850年），“炎帝会”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停煎抗制”斗争。斗争的导火索是盐场主（灶户）要求增加工人的工作量，而工资不变。“炎帝会”首领焦恩伦、吕汉中利用蓝盆会（一种民间秘密结社）之机，鼓动盐工“歇工”，明确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

斗争迅速扩大到全盐场，井主、灶户面对工人的团结，一时惊慌失措。他们一方面请官府出面调解，另一方面雇用打手镇压。但工人们毫不退缩，坚持斗争。最终，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灶户被迫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大安盐工的经济斗争，主要围绕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待遇展开。1873年反欺压大罢工，这是大安盐工早期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斗争。起因是李四友堂井管事甘富兴欺压凿井工人。凿井工的“四圣会”首先发难，全盐场工人响应，生产陷入瘫痪。愤怒的工人押着甘富兴游行示威。罢工坚持了一个月，虽然最终遭到官军镇压，但沉重打击了盐商的威风。1908年两万人罢工，这次罢工规模更大，工人反对封建把头勾结清政府进行残酷压榨。虽然史料记载细节有限，但两万人的规模足以说明当时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反抗意志。日常反抗：工人们还以消极怠工、故意损毁生产工具、捣毁工头住所等方式，开展日常性反抗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盐工帮会的首领由会众公举，在政治上亦无特殊的权力和享受，民主色彩较浓。因此，首领多是盐工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坚决勇敢，富有才干，善于领导会众进行斗争。

为着具体的经济目标，举行大规模“停煎”罢工，帮会采取了多种斗争手段和策略，有的帮会首领为了盐工们的利益，英勇地作出了牺牲。凡此种种，充分表明了这时的盐工帮会是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它已经具有更新的内容，表现了早期工会的一些色彩。它说明富荣盐场第一批无产者已经出现，并已经组织起来，成为对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力量。

（二）农民起义：依附农民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如此大群形形色色、无所隶属的人出现，自然被官府关注。如同矿工、烧炭工和移民一样，盐业工人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19世纪初年，是这些快速发展中的产盐地区的动荡年代，也是工人们自己积极组织起来的年代。

1853年的一通石碑记载，今犍为部分灶户专门调查他们雇佣的每位盐工的背景，目的是严防土匪渗透进盐场。类似的命令也可能在富荣盐场颁布过。即便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当李永和、蓝朝顺的起义队伍于1859年占领富荣盐场时，还是未能遏制盐业工人大规模地倒向起义队伍。数万盐工、矿工踊跃参加，起义军由此猛增到10余万人。起义军在自贡地区辗转战斗了三四年，还在大安牛佛渡会师。这给大安盐场工人播下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火种。

（三）反洋教斗争：富荣盐场的“教案”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大安工人又展开了反洋教斗争。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势力渗入四川，在富荣盐场地区建立教堂，进行文化侵略。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四川人民反洋教情绪高涨。富荣盐场地区的人民，经常聚集在自流井天主教堂门口。一日，围观之人越来越多，守护教堂的恶棍口出不逊，激起公愤，王黑棒、王大常和陈敬斋等率众手持扁担、木棒、石块，破门而入，捣毁并焚烧了教堂。少数教徒负隅顽抗，亦被群众将其房屋家具砸碎。但斗争很快被清政府镇压，所谓“首要犯”王黑棒、王大常和陈敬斋等被逮捕，装入高笼，遍游富顺县后，在自流井沙湾杀害。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造成的损失，清廷则从盐税项目下拨出五千串，作为赔偿，并立下禁打教堂石碑，企图以此扑灭富荣盐场地区的反帝斗争烈火。

在焚毁天主教堂后的第四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生了“朝天寺血案”。当时有个“接受伪檄、密札”的蓝俊章（很有可能受反教团体委派来富荣盐场），与被官府通缉在逃的张玉廷秘密串联结盟，以“仇教”为宗旨，决心用武力向洋教宣战。后联络多人，刊刻反帝檄文板片，制备檄、札、誓状、令旗、号簿，以及刀械武器，且初具规模。因在团结朝天寺“结盟立誓”，商定“往打界牌场等处教堂”，不慎被团总赖沛霖探闻，随即被捕。富顺知县呈报总督锡良，将蓝俊章、傅柏松、陈吉三、王江成、文元兴等五人斩首，杜光五等七人“永远监禁”，张玉廷、宗文光等人被通缉。虽然义举伊始惨遭镇压，但他们的牺牲落难，让官府惶惶不可终日，“设非该县发奸摘状，遏乱事先，祸患何堪设想？”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显示了大安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坚定立场，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

（四）辛亥革命后的斗争：反军阀、反苛捐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四川爆发保路运动。自流井盐工举行了大罢工声援革命。

自此开始，四川陷入了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之中，各盐场更是清巡防军、北洋军、滇军、护国军、川军争夺的焦点。他们强征税收，估提盐款，仅从1916年至1919年，便从川盐中掠夺了2285万7000余元，其中以自贡地区为中心的川南一带盐场掠夺1877万4000余元。工人生活更加困苦，军阀们不仅强征盐税，还随意摊派苛捐杂费，甚至强征工人当兵，给富荣盐场乃至整个四川盐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害。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利用“善后借款合同”，全面控制我国盐业，1914年在四川建立“盐务稽核分所”，采取杀鸡取卵的手段，在清末最高税额630万两基础上，猛增三倍，达到了2000万两。

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压迫和掠夺下，四川盐业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以占全川总量十分之六体量的产盐地富荣盐场，井灶倒闭，产量锐减。生产锐减导致“直接投资”减少，盐业资本地位削弱。生产的衰落，商业投资的减少，土地资本属性丧失，造成了盐工大量失业，各行各业倒闭三分之一，物价因此飞涨。这些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工人身上，导致工人工资被克扣，生活更加困苦。

1918年初，大安盐工组织“十成会”，在大坟堡砂锅寺集合，筹划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军阀盘剥。这一正义行动遭到了驻井滇军的残酷镇压。一名工人当场遇难，二十四名工人被捕后全部杀害于自流井新桥河坝，鲜血染红了釜溪河。“砂锅寺血案”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慨。同年10月，井帮、灶帮、笕帮盐工为反对“公仓盐管理办法”，再次掀起全行业大罢工风潮。1919年，物价暴涨，一斗米从1800文涨到3000文左右，盐工生活难以为继，再度掀起罢工。滇军再次出兵镇压，甚至烧毁了盐工行帮会所“火神庙”。1920年，川滇战争爆发，大安工人又展开了反战斗争，罢工、罢市，要求军阀停止内战，减轻赋税。

（五）1920年代的罢工高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大安盐工虽然身处内陆，但也感受到了时代变革的气息。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始冲击着盐工头脑中封建行帮的旧观念。

20世纪2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大安工人的斗争开始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1926年初夏，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先后派刘远翔、廖恩波来自贡盐场开展工人运动，筹建党组织。中共自流井特别支部（简称中共自流井特支）正式成立，开始领导工人运动。中共自流井特支的成立，标志着大安地区工人运动进入了由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在组织形式上， 党着手改造旧的封建行帮，建立真正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在斗争目标上， 斗争不再仅仅是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而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阶级意识上， 在党的教育下，大安盐工开始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坚强力量。

四、历史价值：工运缩影与精神传承

大安工人运动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特点与宝贵历史价值：一是自发性与组织性相结合，早期斗争以帮会为组织形式带有自发性，后期在党的领导下斗争更加有组织、有纲领；二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交织，斗争内容从最初的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发展到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三是地方性与全国性相联系，既反映了自贡盐业的特殊性，也折射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共同命运和斗争精神。

其当代价值更是不朽的精神丰碑：一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大安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向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这种精神值得永远铭记；二是团结协作、互助互济的精神，大安工人通过帮会、工会等组织形式团结一致共同斗争，在抗日战争中承担“川盐济楚”重任，开展反奸商斗争，成立“盐业工人抗敌后援会”捐款捐物甚至直接参军作战，解放战争中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1949年12月自贡解放后迅速组织起来保护盐场设备、恢复生产，为新中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三是爱国爱家、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大安工人的斗争精神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

大安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斗争史，是一部用血泪和汗水写就的壮丽史诗。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更是为了汲取力量，继续前进。让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弘扬大安工人的斗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