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高中毕业定向，是上山下乡。我像千百万知识青年一样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按照当时的口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来到沿滩区富全公社团结7队，成了一名知识青年。

说实话对这个称呼是不是名副其实，我们学了多少知识，又有多大本领？从内心来说很难讲清楚。开始一段时间还是很有激情，大家一起过着集体生活，有说有笑，生活习惯上，从暗地里吸烟变为公开地抽烟，同时还学会了喝酒。满有信心地表现自我，有一种成人感。

随着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们的技能就相形见绌：打谷子成“满天星”、割谷子赶不上“供应”、挑水谷子挑不动，还怕被“蚂蟥”咬，若是爬到裤兜里那就更麻烦了，华佗都无奈小虫。不仅如此，还头顶火红太阳、脚下水中天、身感热浪、汗珠涌滴、周身发痒、口干舌燥，连喊吃不消。负气地向农民伙伴举手投降，打退堂鼓是明智的选择，后来就改随妇女同志一道劳动。

小春生产主要是点麦子和胡、豌二豆，及栽菜籽。我们看到她们打麦窝窝整齐均匀、丢种子又下多下少，而我们却打窝打得歪眉斜眼、丢种子成“一包糟”。哪有像有知识的人？笨手笨脚、愚昧极致、自感惭愧，说明了“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们是以队建的知青点，生活是集体吃住在一起。开始一年是国家供应，后来又追补了半年，总的说是可以的，且与农民的生活不知好了多少。

当时的水稻、小麦、玉米产量不高，农民一年一人只能分到200来斤谷子、200斤左右的麦子和苞谷，食物量与他们的劳动量相比是肯定不够，相差甚远。在劳动之余和他们交谈，得知在农历二三月是荒月，余粮相当少，那时又是小春粮食还未成熟，又要大春备种，犁田耙田、栽秧种玉米，耕作负荷量大，吃的仅是清稀饭或玉米粥下咸菜。一些地方还等着吃国家返销粮。他们说，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时，家里谷子是装满了石柜子，一年要喂几头肥猪、家禽满园跑，帮别人栽秧打谷是有腊肉吃的……特别怀念那时的生活。

我记得1977年元月下大雪，满山遍地一片银妆素裹，我们知青好奇就到处看这样的美景，高兴之余而感冒烧成肺炎。同时，看到个别农民还头蓄光头，身着陈旧短而小的棉袄，光着脚丫，踩着冰块儿嘎嘎地响，在雪地里走。他们脚掌很大，脚茧很厚，脚大拇指与二拇指之间间隙很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们长年累月打光脚丫和劳作形成的，有双黄胶鞋穿就相当奢望了。我深感农民真是淳朴、勤劳，而特别辛苦。他们精湛的劳动技能、衣着简单、生活拮据，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心里惴惴不安。总想着，要是有那么一天或机会，一定要为农民做点什么？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宜宾农业学校大田栽培专业学习。学农的专业课有很大特点就是要死记硬背，不然就学不好或考试不及格。开始时，的确有厌学情绪，考试成绩不太好，与同学们学习热情拉开了距离。第一批考试进校生中知青和回乡知青的学习态度有很大不同，回乡知青的学习成绩和劳动技能普遍好于下乡知青。因宜宾农校有1000多亩田地，学生是要下田栽秧打谷的，到地里种麦子和玉米，这些都为后来从事农业工作打好底子。学习中遇到瓶颈，是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和目的感染了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又千真万确的方针鼓舞了我。以前不是想要为农民做点什么事吗？清朝名臣于成龙，在康熙十九年在直隶任职时，久旱不雨，发生饥荒，看到四处逃难的灾民就发誓要为农民建“天下粮仓”而鞠躬尽瘁。而今的袁隆平老师为研究水稻“三系”杂交不也是一直奋斗在田间地头吗？想到这些耳熟能详又感人的事迹，心里茅塞顿开，学习态度端正了，考试成绩就上去了。

1981年3月，我毕业后分配到大安区永和公社任技术员，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业生产发生了好的变化。当时，由于生产方式是以队为基础的经营模式，束缚着农民生产积极性，高产粮种还未在生产中得到“良种良法”普及推广，粮食产量仍然不高，农民吃饱吃好未得到根本解决。我在一次下大队、组去，看到当时的火炬9队的旱粮和水稻都长得很好，与邻队相比差别特别大，我还夸奖郑礼忠队长领导有方，有组织能力。后来我才暗地知道他们已悄悄地改变了经营方式，把队为方式划小为生产小组，实际上是变相已经把田土下到了户来经营，重温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梦想。是多么的勇敢啊！在那紧箍的岁月，长期受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影响，一时思想不能解放，怕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典型帽子是很自然的。那时我想只能意会，绝不能言传他们。但许多人们还是在思考怎样干才能吃得饱一点，敢问路在何方？真是英雄还是出在民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就是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闯王，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的号角吹遍大江南北，觉醒了热血农民，一跃成为全国亿万农民学习的榜样。

1982年，区委、区政府在永和公社调研后，果断决定在全区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我区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了“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的春天！

1982年10月，我被抽调回区农牧林业局农技站工作，主要从事水稻栽培技术推广。针对当时我区水稻、玉米大面积栽培都是常规品种，单产量不高。据此，区委、区政府在杂交水稻、杂交玉米试点成功、两杂品种的栽培技术已被成熟掌握的基础上，决定：由农牧林局先在何市公社承包8000余亩水稻田作为高产示范片。各公社必搞一定规模示范点，为全区大面积推广“两杂品种”作好充分准备。

何市公社党委，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非常重视。上下齐心协力，严格按照技术规范，采取：温室育秧、假植壮苗、施足底肥、开厢条栽、栽足基本苗、晒田控苗、综合防疫病虫、巧施穗肥等技术措施。在全公社抽样测产110块田中，平均亩产达1100斤，得到了市大春生产检查组的充分肯定。农民打谷子时感坠手、拖伴桶吃力、挑水谷子太重、晒坝面积不够晒、风簸吹出哑谷很少、家里柜子不够装。农民高兴地说：“各家有了小粮仓，再也不会借米下锅，不愁没有干饭吃。”何市公社在全市农业工作会上。作为先进典型发言，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从此后，全区推广“两杂品种”，并获得年年丰收，家家户户都有了储粮屋和石柜，农民吃饭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区农民和农村工作，在党中央连续不断“一号文件”的指引下，走向了增产增收康庄大道。

从知青到农校，到乡镇农技推广，再到区农林局、区人大，至2017年退休，一番耕耘与黄土地结下了深厚感情，前前后后40年间也见证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翻天覆地伟大变化，特别是大安的铿锵步伐！

（作者：区人大原副主任）